一、吳宓生平事跡簡介
吳宓，字雨僧、雨生，筆名余生，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生，陜西省涇陽縣人。1917年23歲的吳宓赴american留學，攻讀新聞學，1918年改讀西洋文學。留美十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討下過相當的工夫，有過不少論著。
1926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年夜學文學院任傳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在東南年夜學吳宓與梅光迪、柳詒徵一路主編于1922年創辦的《學衡》雜志，11年間共出書79期，構成了現代文明史上有名的文明守舊主義派別——學衡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明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不受拘束詩，主張維持中國文明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
吳宓離開東年夜后到東北年夜學任教，在清華年夜學創辦國學研討院、后到外文系任傳授。
1941年吳宓被教導部聘為首批部聘傳授。1943-1944年吳宓代表東北聯年夜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年夜學任教，1舞蹈教室945年9月改任四川年夜學外文系傳授，1946年2月吳舞蹈場地宓推辭了浙江年夜學、河南年夜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武昌武漢年夜學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一年。
1949年國平易近黨撤離陪都重慶的前夜，教導部長杭立武他往臺灣，臺灣年夜學校長傅斯年邀他往臺灣年夜學任文學院長，他拒絕了，也不接收american哈佛年夜學的傳授的聘請，他說“怙恃之邦，不成棄也！”同年廣州嶺南年夜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院長之位邀他南下，且其老友陳寅恪亦在嶺南，女兒則要他往清華年夜學，而他即于4月底飛到重慶到相輝學院任外語傳授，兼任梁漱溟掌管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傳授，進蜀假寓。1950年4月兩院相繼取消，吳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導學院，9月又隨校并進東北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老景甚為欠安。
束縛后，因他重國學，尊孔孟，用古文寫詩詞文章，是以說他反今學，反白話文運動、反魯迅；因他不主張漢字簡化、拼音化，說這樣不克不及保留古典文明，是以說他反對文字改造；“文革”期間，他反對廢除古典文物書籍，反對打砸搶，反對批孔孟，是以說他反對文明反動，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頑固不化分子，被罰勞動改革，成為東北師院批斗的年夜罪人，以種種罪名蹲“牛棚”，到平梁勞改。他曾被兩個學瑜伽教室生抓往陪斗，學生抓住他的雙肩飛奔急走，他倒地跌斷了兩個膝蓋，還是被硬拖到了批斗現場，從此他成了跛足。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1971年病重，右目掉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已生涯完整不克不及自行處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陜西老家，終于使他獲得了一些兄妹密意的照顧和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1981年1月17日，吳宓的骨灰，由吳須曼送至安吳堡，葬在白雪籠罩的嵯峨山下。
吳宓是學貫中西的國學年夜師，因首倡比較文學研討且富有結果而被尊奉為中國比較文學研舞蹈教室討的先驅和奠定人；因執教過多所有名年夜學且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而被公認為教導家；因對古典名著《紅樓夢》獨特的感悟、懂得和詮釋而領有“紅學家”的一席之地；因創作了不少尚俠任氣又溫宛情濃的詩詞華章而擁有詩人的桂冠。
二、吳宓的文明觀、教導觀家教和學術思惟
1917年，吳宓赴美留學，初進弗吉尼亞州立年夜學研習新聞，繼應梅光迪之邀，旋慕白璧德之名，轉進哈佛年夜學師事新人文主義的代剖明璧德。后來吳宓的摯友，詩人王蔭南義士在給吳宓的一首長詩中有兩句：“吳生（宓）奮臂出西秦，少從白（白璧德）穆（穆爾）傳人文（american新人文主義）”[①]，“親受教于白璧德師及穆爾師長教師”[②]。吳宓的導師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american文學評論家，新人文主義的領軍人物，畢業于哈佛年夜學，曾在哈佛年夜學任傳授，講授法國文學。白璧德是一位比較守舊的具有強烈貴族思惟傾向的批評家。他對中國傳統文明、品德有濃厚的興趣，首創新人文主義門戶，反對american當時興起的浪漫主義、天然主義、新詩歌等文學潮水。他把歐洲文藝復興以后構成的人性主義與新人文主義區分甚至對立起來：“人性主義主張博愛，人文主義則重選擇”[③]，“奉行人文主義者，重視個人內心之生涯；奉行人性主義者，則圖謀人類全體之福利與進步，而倡言為社會服務。”[④]他批評文藝復興以來以培根倡導的科學主義開啟了滅人道近功利的功利主義潮水，以盧梭倡導的泛情主義開啟了放縱不羈的浪漫主義潮水。19世紀以來，人類面臨人文主義與功利主義及感情主義的劇烈沖突，使得東方文明逐漸偏離了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根源，使人類變為“物質之律”的奴隸和東西，形成了人道的喪掉、品德墮毀、世風頹廢。是以，白璧德年夜聲疾呼：現今社會人生欲圖保存，必須往功利主義與感情主義而行人文主義，從“物質之律”而進“人事之律”。何謂“人事之律”？白璧德認為“人事之律”即人要自覺在于“一身德業之完美”，也就是人要遵守感性、品德意識、崇尚戰爭、遵紀、有序、循規、克制私欲、個性與不受拘束[⑤]。白璧德還把他的文學觀擴展到政治、文明、哲學領域教學，並且從東方社會發展的歷史論及中國。他指出：現代東方的發展脫離了東方古典文明，“中國在力圖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共享會議室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情勢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留其偉年夜之舊文明之精魂也。”[⑥]白璧德的這些思惟文明觀重要表現為以下特點，凸起人與物有別；主張人道二元論。同時又將這兩個基礎觀點表述為三個方面：一、中庸，視中庸為人生最高的品德哲學，以尊敬并倡導古典著作所表現的重感性、守紀律為榮。二、節制，視節制為臻達人道完美境界的通途。三、賢明人物，視少數圣賢為導引多數向上的焦點氣力[⑦]。
在哈佛年夜學學習期間，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給吳宓以深入影響，在這里吳宓初步構成了本身的文明觀，即將中西文明精魂融會貫通的思惟。吳宓在闡釋其師說時稱:“白璧德師長教師不涉宗教，不立規訓，不取神話，不務玄理，又與釋教分歧。……實兼采釋迦、耶穌、孔子、亞里士多德四圣之說，而獲集其年夜成。又可謂之為以釋迦、耶穌之心，行孔子、亞里士多德之事。”[⑧]所以，他認為“白璧德師長教師的人文主義學說，應廣為傳播、發揚光年夜，并且深為中國學生從師白璧德師長教師的人數未幾引以為憾。”[⑨]
吳宓師從american新人文主義批評運動領袖白璧德與穆爾傳授，廣泛地汲取東方文明與文學，并把中國文明與東方文明進行比較，獨立思慮，接收融會，逐漸構成了本身的中西文明觀。在海內求學時，他與陳寅恪、梅光迪等都深深地意識到，中國學術必將受東方沾溉，非蛻故變新，缺乏以應無窮之世變。為此課余時間經常進行商討、研討。他們批評當時在國內陳獨秀、胡適倡導的文明運動甚為過火，倡導古典主義，反對新文明運動，“更痛感欲融會東方文明，以浚發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矚，考慮損益”。也許這就是后來《學衡》雜志維護傳統，慎擇西學，“論究學術，闡求真諦，昌明國粹，熔化新知。以中正之目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堂，不激不隨”宗旨的淵源[⑩]，也是后來他到清華辦國學研討院的思惟淵源。后來，他在《學衡》上發表了《論新文明運動》，對當時的新文明提出評審和辯正。他在批評新文明運動倡導者介紹西學、接收東方文明的內容和態度時說道：“今有不贊成該（新文明）運動之所主張者，其人非必反對新學也，非必不歡迎歐美之文明也。……今誠欲輸進歐美之真文明，則彼新文明運動之所主張，不成不審查，不成不辯正也。”[11]批評新文明者在學習、引進西洋文明時“實專取一家之邪說，于西洋之文明，未識其涯略，未取其精華，萬缺乏代表西洋文明全體之本相。”“其取材，則唯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惟，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鴆者，舉以代表西洋文明之全體。”[12]又說：“新文明運動者眩于近代東方之富強，又缺少正確的歷史透視，乃至唯新是尚，而不細繹其真正價值。徒知頌揚莫泊桑、托爾斯泰、易卜生為東方聰明之精華，卻對希臘與基督教這兩年夜東方文明傳統茫無所知”[13]假如“以這種態度接收東方文明，猶如西晉清談、南唐詞曲，終難免導致亡國之禍。”[14]吳宓也有本身的文明志向，他說:“今欲形成中國之新文明，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吾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皆當研討之，保留之，昌明之，發揮而光年夜之。而西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亦當研討之，汲取之，譯述之，瑜伽場地清楚而受用之。若謂資料廣博，時力人才無限，則當分別本末輕重、小年夜精粗，擇其尤者，而先為之。”[15]顯然，這是一個很巨大的建設中國新文明的綱領。是以，他在《學衡》雜志“簡章”中提出了“昌明國粹，熔化新知”主旨。
在吳宓的文明觀中，他堅信中國傳統有不成磨滅的價值，而此中最焦點的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吳宓對孔子儒學的闡釋不是以一個封建士年夜夫，而是以一個學貫中西的現代儒者的立場，用世界性的目光，站在建設中國現代新文明的角度來進行的。吳宓研討了人類文明發展史，指出古希臘蘇格拉底和猶太耶穌，代表著東方文明；中國孔子和印度釋迦牟尼，代表著東方文明。這四年夜文明猶如四根支柱，支撐著世界文明年夜廈，儒學就是這年夜廈必不成少的支柱之一。吳宓用本身活著界上許多國家留學、游歷的親身體會，來說明中國文明和孔子學說的優點，“宓曾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而接收此中心精力。宓持此所得之區區以歸，故更能清楚中國文明之優點與孔子之高尚中正。”[16]他在《孔子之價值及儒教之精義》一文中本著“聰明思慮”，“堅持孔子之學說”來“復申”孔子的價值及其學說的精義的。“孔子的精義又何在耶?簡括言之,則孔子確認人道為二元（善惡、理欲），揭橥執兩用中為宇宙及人生之邪道，以孝為諸種德性之本，而以低廉甜頭復禮、行忠孝、守中庸為實行品德之方式。”真正的尊孔，應該重視兩條途徑，一是實行，二是理論。因為“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實踐，古人尊孔的要務”，便在“自勉勉人，隨時地實行孔子之教。”在理論上，吳宓提出了求得儒教真義的基礎方式：“融匯新舊事理，取證中西歷史，以批語之態度，思辯之功夫，博考詳察，深心體會，形成一貫之學說，洞明所有的之真諦。”可以看出，吳宓對孔學研討持嚴謹求實的態度、開闊高遠的思緒、高尚中正的目標。孔子的真正價值是什么？吳宓引證剖析孔後輩子對孔子的評價，并賦予其現代意義，認為“孔子者，幻想中最高之人物。其品德聰明，卓絕千古，無人能及之，故稱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古人中之第一人也。”孔子是“中國品德幻想之所寓，人格標準之所托。”具體地說：孔子自己已成為“中國文明之中間。其前數千年之文明，賴孔子而傳；其后數千年之文明，賴孔子而開；無孔子，則無中國文明。”[17]這個評價能否過高，可以再討論。吳宓痛詆當時社會品德淪喪、墮落墮落，而欲把孔子作為品德幻想的依靠和人格幻想的體現。他說不單一人一家，即一國一族之盛衰滅亡，世界文明之進退，都是以品德水準的高下、年夜多數人的人格程度為樞機的，并試圖通過孔子的品德人格來改進世道，救君子心。
吳宓的文明價值取向體現了儒家文明在現代社會的性命力，在他自己身上也浸潤著儒家文明的精華，特別是儒家的品德人格。恰是基于對儒學復興的信心，早在20世紀30年月他就立下誓詞：“要以維護中國文明品德禮教之精力為己任”[18]，甚至成為他平生的文明擔當。20世紀60年月，吳宓曾與陳寅恪見了最后一面，兩位精力相契、心靈相通的世紀白叟仍彼此互勉，“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年夜，有裨全世界。……我輩本此崇奉，故雖危行言殆，但矗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19]
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吳宓已經80歲了，他不顧大哥體衰和個人性命安危，自告奮勇反對批孔。他說：“宓不像×××那樣，當趨時派。全盤否認孔子，……宓極不贊成。”又說：“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20]他還對伴侶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孔子乃中華文明之主要象征，為我中華五千年來少有之教導家、思惟家，而其最主要者，乃為我中華平易近族高貴品德之一代宗師。踐踏孔子便是踐踏中華五千年文明，踐踏中華之平易近族品德傳統。我吳陀曼[21]必須自告奮勇，舍生以殉；庶幾中華文明、品德之傳統不絕如縷，千秋萬世得知。瓦缶雷鳴，黃種猶存；亂草叢生而芝蘭猶在也。……”[22]據一位東北師范學院的老師回憶“文革”后期，他在與吳宓的一次交談中，“提起批林批孔，他顯得很激動。還是堅執成說，認為批林可以，批孔則斷然不可。事理很簡單，一是林彪非正人，君子罷了，不成與孔子同日而語，……把林彪與孔子相提并論，是對孔子的莫年夜欺侮，絕對不成以。孔子乃中國文明的基礎，國人萬世之儀型師表，舉世同尊之文明偉人，其品德聰明，高偉卓絕，千古而今，無人課余倫比。現在肆意攻詆毀侮，無異于斬殺中國文明之基礎，撤消國人立言行事之標準，最基礎否認品德之存在，這般下往，世不講儀型廉恥，人獸無分。文明社會何故為繼？！”[23] 吳宓的這些觀點，在明天看來已非常平凡，但在當時是普通人聞所未聞，更不是普通人言所敢言的。吳宓之論安身于他對孔子偉年夜人格、高貴品德及其學說的真義與價值的深入懂得，這在那個以“文明年夜反動”來反文明、反文明的年月是振聾發聵的。
吳宓在他的昌明國粹，熔化新知，中西會通，以儒為主，多元整合的文明觀基礎上構成他的教導思惟。吳宓教導思惟的焦點是“人文教導”，即“教人之所以為人之道”[24]。是以，他鼎力倡導“文教中華”、“通才教導”，培養博雅之士，強調對學生的培養不以知識技巧的傳授為重，而以人格養成和精力境界的熏陶為主；知識的傳授也不受專科教學場地或專業的限制，而以廣博地采納接收人類創造的一切思惟結果為目標。
他對當時中國教導的歐化利害得掉有客觀的評價，同時闡釋本身的教導理念。1915年夏，他為《清華周刊》第一次臨時增刊撰寫“引言”，批評當時的“舊式教導”存在的諸多弊病，暢論教導的主要效能和清華學校所應肩負的歷史任務。文章一開始敘述教導事業的艱巨性說：“教導之功，成德達材之事，不綦難哉！不綦難哉！無精力無系統，共享空間缺乏以語于是；毀瓦畫墁，不克不及為良工。為山止簣，不克不及稱完事，教導之成績，必表里精粗無不到，身心體用無不明。綜明核實，貫徹始終，乃有一日之長可言，得寸乃思進尺，持盈以當保素，鑒往追來，求樹風聲，而淑世俗，其亦艱巨之極者已。”教導為“成德達材之事”，表里身心體用無不應兼到，而東方現代教導只求實用，“無精力無系統”。對于國內的這種東施效顰現象，吳宓評論道：“我國之有學校，十余年來事耳。戊戌以后，百事草創，規模不具。厥后情勢略備，而實是益缺。辦學者籍畢業以求保案，學生則誦講義以博分類，無師生之情，無學問之希冀。其上者亦只能以文字美術之成績取聲譽于一時。所謂系統精力，遍中國不數覯也。至于前此，留學異邦者，或以不諳本國情勢，或以未深漢文基礎，縱飽西學，而不適用，甚至歸來圖博升斗，以學問為干祿之具。”舞蹈教室吳宓對這種情況深感憂慮，強調清華應該尋求新教導的“系統與精力”：
而清華學校，以當事諸公堅卓辛苦，籌畫多方，獨于風雨如晦之中，為有開必先之舉。自平易近國元年四月始業，迄今三載，益求擴張，逐漸進步，毋驕毋縮，毋飾毋惰，學以為己，非以為人。而國內外聲譽漸起，所謂新教導之系統與精力者，清華其庶幾乎？
在他辭退研討院主任不久后，適逢清華建校十五周年，他寫了《由個人經驗評清華教導之得掉》一文，從培養人才的角度評論清華教導的優缺點：優點（畢業學生人人所長）（一）辦事才能（二）國民品德。缺點（畢業學生中雖有之而未幾見）（一）淵博之學問（二）深奧之思惟（三）出色之識見（四）奇異之志節。并且剖析清華教導的優缺點的本源是因為清華過分模擬american教導，結果把american教導的優缺點都移植了過來。american人的通性是重實際而蔑幻想，重視辦事，重視實用個人空間品德。因為“american人以重實際而輕幻想之故，又以實行平易近主政治，重視同等之故，其弊則凡百設施，均帶有商業性質。”[25]吳宓在文章中提出了一條符合幻想的受教導途徑：自幼先在國內跟從學有專長的教師讀十年中國書，然后在圣約翰年夜學這樣英語教學實力強年夜的學校專攻應用性質的英語兩年，二十歲的年齡上出國留學，先在american短期學習，再在歐洲長期留學，時間共約十二年，最后回國，繼續自學和任務。最終培養出來的學生“當好學沉思，由廣博之知識，以求中正之人生觀。憑一己實在之盡力，以謀國家社會之改進。”[26]
吳宓隨后到清華外文系做主任，參考了american芝加哥年夜學和哈佛年夜學比較文學系的培養計劃和課程設置，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和需求，制訂清華外文系的培養計劃和課程設置計劃，提出如下五個培養目標：本系課程編制之目標為使學生：（甲）成為博雅之士；（乙）清楚西洋文明之精力；（丙）熟讀東方文學之名著，諳悉東方思惟之潮水，因此在國內傳授英、德、法各國語言文字及文學，足以勝任高興；（丁）創造本日之中國文學；（戊）匯通東西之精力思惟而互為介紹傳布。有了這樣的文明人，就可以完整勝任和滿足國內各行各業的職業和教學科研之需求，并且可以“創造本日之中國文學。”吳宓說：“正人，有德之士”[27]。是以，“博雅之士”可訓為“有品德文章的知識分子”。“博雅會議室出租”教導不僅是辦學的主旨，並且也是一種風格，一種思惟，一種體系。知識唯其廣博，學問才幹高深；抱負唯其遠年夜，志趣才幹文雅；學術思惟非高深廣博，教導不克不及培養出高潔博雅之通儒。“博”是一種學術境界，“雅”是一種思惟境界，“博雅”就是一種人格境界，一種具有高貴的人文品質和素養的書生風骨，是一種“心向往而不克不及至”的境界。別的一方面，文雅脫俗的言談舉止和氣質來自于“匯通東西之精力思惟”的學術涵養；通博教導境界需求文雅的志趣來晉陞。“博”與“雅”互為形質內外，構成一個完全的教導思惟體系。可以說培養“博雅之士”濃縮了吳宓及清華外文系所有的的教導思惟，在當時教導眾多教導門戶可謂別具一格。在艱難困苦的動蕩條件下為我國培養出諸如錢鐘書、季羨林、曹禺這樣一大量高精尖的各類專門人材[28]。
需求說起的是，吳宓的“博雅”教導理念雖然是到了外文系提出的，實際上這一思惟構成于他在國學研討院任主任之時。這一教導理念雖然是對外語系提出的，實際上可以成為國學研討甚至整個清華的辦學指導思惟。事實上，吳宓用“博雅”這兩個字來歸納綜合清華外文系的培養總目標，后來就成為清華的辦學主旨。
在學術思惟上，五四新文明運動帶來的是中西文明的年夜碰撞，為了實現中西融會，必須要通過對“中國固有文明”的高深研討，來進行文明再造，在繼承的基礎上達到弘揚優秀傳統文明的目標。吳宓歷來重視中西會通，所以越是倡導向東方學習，就越是要重視中國傳統文明的研討；試圖通過對中西文明兼容并包，高深研討，使之在融合中再造中華文明。后來，吳宓在出書《吳宓詩集》時，專門翻譯了法國詩人解尼埃之《創造》詩第一八一至一八四行的詩句，以明其志，并將此詩句放在詩集之首頁。此詩寫道：
1對1教學
采擷遠古之花兮，以釀造吾人之蜜；為描畫吾儕之感觸兮，借前人之色澤；就前人之詩火兮，吾儕之烈炬可以引燃；用新來之俊思兮，成古體之佳篇[29]。
這就很是清楚地表達了吳宓的學術文明思惟。他研討中西文明，乃是為了“釀造吾人之蜜，”為了引燃“吾儕之烈炬”，用明天的話說就是“洋為頂用”，“古為今用”。這可視為他創辦清華國學研討院的主導思惟。
吳宓界定國學為廣義和狹義：廣義的國學舉凡科學之方式，西人治學之成績，都在國學正當的范圍之內，如方言學、人種學、梵文等，都應包含在國學之中；狹義的國學指中國學術文明的全體而言。他對于國學概念的界定顯示了他確立中國學術主體條件下的開放性，為籌辦國學研討院供給了基礎的學術基礎。
三、清華國學研討院創辦的社會佈景與動因
近代以來，歐風美雨洶涌東來，西學伴隨武力周全東侵，東方文明進進中國后對中國傳統文明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宏大沖擊，使中國文明經歷了歷史上最深入、最廣泛的危機。危機是挑戰，也是機遇，是中國傳統文明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契機，是中國傳統文明現代轉型的契機——這就是促使中國人自我警醒、自我檢查，探尋中國文明的前途，迫使中國人由師夷長技而中體西用，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為中國新時代創造新文明。
清華創辦研討院，便是近代中國學術思惟發展的內在請求與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的體現。20世紀20年月初，新文明運動蓬勃興起，中國的學術思惟出現了“新學”與“舊學”、“西學”與“中學”的劇烈論爭。這些爭論最終都是圍繞著中國文明前途的探尋這個主題進行，這就是與中國向何處往相應的中國文明向何處往的問題，是中國傳統文明怎樣才幹實現勝利的現代轉型，走上新的發展之路的問題。為了探尋中國文明的前途，近代以來，許多志士仁人、思惟家、學者奔忙呼號，苦思冥想，實驗、實踐，構成了多種思惟觀點和理論體系，多方面多層次地表現了中國國民的聰明聰明和創造精力。此中教導救國也是當時的主要社會思潮之一，通過教導改造來振興中華成為當時一些舊式知識分子的盡力標的目的。具體到清華學校創辦研討院有以下原由：
第一，時值一批有識之士呼吁“振興國內高級教導”，清華正在籌備改辦年夜學，以晉陞辦學水平。清華成立研討院，招收各科年夜學畢業生，從事專門研討以實現學術獨立，是改辦年夜學的內容之一。
第二，新文明運動期間，胡適等人發起收拾國故運動。1921年，北京年夜學成立國學研討所，作為具體推動這一運動的機構。東南年夜學、廈門年夜學也分別于1923年、1926年設立研討國學機構。為擴年夜運動的影響及壯年夜實力，胡適屢次建議母校清華創辦類似機構。清華國學研討院的成立，與北京年夜學成立國學門，成為上世紀20年月關于國學最年夜的兩件工作。
第三，自清華建校之后，屢被社會指責為“洋奴學校”，忽視中國文明和國情知識的研討。梁啟超就曾說：“清華學生除研討西學外，當研討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立功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同時，校內良多學生也呼吁學校重視國學。1924級學生施指出：“清華本是預備留美學校，所以一貫的方針，似乎僅是培養預備留美的人才——能夠進american年夜學，能夠應付american環境的人才。這是把手腕看作目標的錯誤。”建議學校重視國學應“擬定出洋前必須的國學水平”。
當時，這些校內外的輿論無不影響著學校“改年夜”的思慮。從改變學校以american馬首是瞻的抽像著眼，要重視國學；從推進國家教導獨立著眼，也要加強國學；從改進和發展國學的研討，也要加強國學。經過屢次研討，學校決定建研討院并先設國學一科[30]。
謂“改年夜”是因為中國自近代有年夜學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幾乎全國有名年夜學的教導主權都把握在外國人或許外國教會手中。這種狀況到了20世紀20年月中期有了宏大的改變，構成當時在國內風起云涌的“改年夜潮”。
吳宓在國學院開學演說詞《清華開辦研討院之旨趣及經過》中論述了為什么開辦國學研討院的動因：
蓋以中國經籍自漢迄今瑜伽場地，注釋略具。然因資料之未備與方式之未密，不克不及不有待于后人之補正；又晚世所出現代史料，至為夥頤，亦尚待會通細密之研討。其別人事方面，如歷代生涯之情狀，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品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天然方面，如川河之遷徙，動植物名實之滋生，後人雖有記錄，無不需專門之研討。而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績。故今開辦研討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明之全體而言。
這段話很明白地表述了清華學校籌辦國學研討院是在新文明運動的推動下，為了適應當時方興未艾的文明熱，正確對待中西文明的交通與融會；是想通過這一學術機構來培養國學專門人才，通過對“中國固有文明”的高深研討，而使中西文明彼此溝通，經過綜合、比較與創新，來發揚本國文明，以振興中華[31]。
在吳宓草擬的《研討院章程•緣起》[32]中他還說：“學問者一無窮之事業也。其在人類，則與人類相始終；在國平易近，則與一國相始終；在個人，則與其一身相始終。今之施高級教導專門教導者，不過與以需要之預備，示以未來之途徑，使之改日得以進修罷了。故東西各國年夜學，于本科之上更設年夜學院，以為畢業生研討之地。近歲北京年夜學亦設研討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故擬同時設立研討院。……要之，學者必致其曲，復觀其通，然后足當指導社會昌明文明之任。然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績，此研討院之設所以不成緩也。”在《研討院發展規劃意見書》中吳宓說：“今之國學，紊亂殘缺，不絕如線，亟待倡導，以資保留。而發揚光年夜，固人人能言之矣。然國內倡導國學之機關甚少，而又辦理不善，人才缺少。”[33]這些都充足說明籌辦國學研討院的需要性和緊迫性。
四、清華國學研討院創辦的主旨、目標、經過、成績、影響
1925年頭，吳宓應聘到清華學校任教，校長曹云祥請他出任研討院籌備主任，并增聘其為清華年夜學籌備委員會委員。吳宓1916年畢業于清華學校，1917年赴美留學，初進弗吉尼交流亞年夜學，后轉進哈佛年夜學，攻研哲學，并獲得碩士學位。與吳宓同在哈佛年夜學留學的還有陳寅恪和湯用彤。是以三人學業成績超群，被譽為哈佛三杰。吳宓于1921年回國，任東南年夜學教席；1924年，吳復至東北年夜學，努力于東方文學的教學與研討，仍兼《學衡》雜志主編。清華學校重視吳氏學識淵博，酷愛中土優秀典籍，以及吳氏會通中西，乃聘其回母校擔當此任。
吳宓文明觀、教導觀集中地他一手籌辦并掌管任務的清華研討院。清華研討院從籌辦到吳宓聘請導師和就職主任，以及到吳宓因為與校方在辦研討院方面的嚴重不合而辭職，他在清華研討院主任的崗位上僅僅呆了一年余，即便是這樣的短短的一年時間，吳宓的任務都是從本身的文教中華理念出發的，包含他親自擬就的《研討院章程》使他的思惟獲得真實的體現，這樣的一個章程，也使吳宓自己在中國學術史和高級教導史上留下了不成磨滅的一頁。
清華最後只是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決定停辦中學教導，改設年夜學部和研討院。這年3月中旬清華學校登載的招生廣告稱：“本校今夏開辦年夜學同時，更設研討院，以研討精深學術、形成專門人才為主旨，重視個人指導及專題研討。今年先辦國學一科，已聘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諸師長教師為講師。現定于七月六日起在北京、上海、武昌、廣州四處同時考試，錄取研討院學員三十名至五十名。”這個所謂清華研討院的“國學科”，后來被冠以“清華國學研討院”之名不脛而走，名震遐邇[34]。
吳宓在國學院開學演說詞《清華開辦研討院之旨趣及經過》中把辦學主旨說得很明白，年夜約三層意思：一是“值茲新舊遞嬗之際，國人對于東方文明，宜有高深之研討，然后可以采擇適當，熔化無礙”；二是“中國固有文明各方面（如政治、經濟、哲理學），須有通徹之清楚，然后于本日國計平易近生，種種主要問題，方可水到渠成，措置皆宜”；三是“為達到上述目標，必須有精深學術機關，為年夜學畢業及學問已有基礎者進修之地，且不用遠赴歐美，多耗資財，且所學與國情隔閡。”[35]《研討院章程》[36]對辦學主旨講座場地有更簡單明確的規定：“研討精深學術，形成專門人才”。研討院“其目標專在培養成下列兩項人才：（一）以著作為畢鬧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即培養以著作為畢鬧事業的“通才碩學”及各種學校的國學教師。總之，研討院不是要培養當時風行的通俗專門人才，而是要培養對于中外文明有高深研討的高級人才。吳宓設定研討院的位置為：“非清華年夜學之畢業院（年夜學院），乃專為研討精深學術之機關”。研討院的性質：（一）研討精深學術；（二）重視個人指導。
吳宓任國學研討院籌委會主任，最重要的任務在于聘請良師。而當時國內國學研討風氣“或則陳腐，嫌其過舊；或則過火，強名曰新；或則但務瑣屑之考據；或則徒事浮華之辭章”[37]，在吳宓看來皆缺乏取。因此他擬定清華國學研討應有兩種目標：
第一，收拾所有的資料，根究各種軌制之沿革，溯其教學淵源，明其因果，以成歷史的綜合。
第二，探討此中所含義理，講明中國先平易近品德哲理之觀念，其對于人生及社會之態度，更取西洋之品德哲理等，以為比較，而有所闡發，以為中國本日平易近生群治之標準，而形成一中間之學說，以定國是[38]。
這就是要以科學的方式收拾國故，并能進而從中闡明義理，以切實無益于當下的政治與人生。如能實現第一個目標，則中國之文明，可以昌明樹立于世界；實現第二個目標，則中國對于全世界之迷亂紛爭，或可有所貢獻。在此思惟指導下，國學研討院采取了異于國內其他年夜學的國學研討之道，即“留意準確緊密之方式（即時人所謂科學方式），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討東方語言及中國文明之成績。”[39]
國學研討院對所聘傳授講師的請求是：“一、告訴中國學術文明之全體，二、具正確緊密之科學的治學方式，三、稔悉歐美japan(日本)學者研討東方語言及中國文明之成績”的碩學重看。授課不取講堂制而采導師制，重視個人指導，導師予學生以個人接觸、親近講習之機會。吳宓在清華期間被后人稱道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替清華國學院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四個國內一流的學者，也就是眾人公認的清華四年夜導師。在“四年夜”之中，只要趙元任一人懷揣american哈佛年夜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american耶魯年夜學贈予的。
清華國學研討院的組織是一所獨立的研討機構，與年夜學部并教學沒有直接的關系。其教學方面觸及學科包含中國語言、文字學、歷史、文學、哲學、音樂以及東方語言，其課程的設置分“通俗講演”和“專題研討”二種。通俗演講即課堂講授，由各傳授就本身的專長和治學心得開課，供諸生必修或選修；好像一課幾位傳授都有高深研討，可同開此課各講各的心得見解，任學生不受拘束選一傳授從業。專題研討就是由傳授個別指導，學生進行的課題研討。各傳授就本身的專長提出指導范圍，然后讓各生根據本身的志向、興趣和學力，不受拘束選定研討題目，選定后不得半途變更。學生可隨時向導師請業問難。其教學特點和後果據當時研討院的學生藍文徵回憶：“自十五年秋，陳寅恪師長教師到院，導師已增至四位，春季開學，新同學及留院繼續研討的同學，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滿了蓬勃氣象。”“研討院的特點，是治學與做人并重。列位師長教師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年齡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40]古之“從師受業，謂之從游”，此“游于圣人之門”式的師生之誼，同樂之境，讓后輩學子頓生無限傾慕之情。此情此景在明天的年夜學已成遙遠的絕響。
惋惜，情面難調、世情難料。不到一年，1925年末校內就國學研討院發展標的目的上出現了分歧意見，院內諸傳授對院發展方針也多有不合，令吳宓擺佈為難。經多方協商未果，吳宓只得將本身的意見寫成《研討院發展計劃意見書》遞交校長，并同時附上辭職請求。
在《研討院發展計劃意見書》中，吳宓說明他與校方的不合在于校方要改變研討院的性質，縮小規模，只進行精深的專題研討，不再講授通俗國學；而吳宓一向堅持國學研討院應該一方面重視精深的專題研討，另一方面還要傳授通俗國學，充足發揮學院傳授的知識與才幹，為社會培養更多的國學人才。不合被提交到校務會議，吳宓提交的研討院發展提案被否決。因其幻想受挫，吳宓第二天便向校長寫了辭呈。曹校長挽留，吳宓又再次辭呈。1926年3月辭呈同意私密空間，吳宓便只專任外文系傳授了。此后，1927年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魚藻軒，1私密空間929年梁啟超病殛。國學院痛掉此二巨擎，人才寥落，只得停辦。吳宓往職后，校長親主研討院任務，后由教務長梅貽琦接收。研討院共招學生四期，于1929年結束。清華國學研討院雖然只要短暫的四年，但開創出一股研討國學的新風氣，創造了國學精深研討、培養國學高級人才的基礎經驗，培養了第一流博學多聞、會通中西的國學人才。他們畢業后年夜部門奮斗在教導戰線，對于中國傳統文明的教學和研討作出了主要貢獻。研討院共招生四屆，畢業74人，此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吳其昌、姚名達、高亨、陸侃如、劉節、劉盼遂、謝國楨、賀麟、張蔭麟、羅根澤、周傳儒、蔣天樞等等，日后都成為我國20世紀人文學術的中堅氣力。研討院開創的優良傳統，在清華園延續，成為清華英才輩出的一個主要緣由。國學研討院的研討和人才培養，及其所開創出的研討國學的新風，是清華建校以來在人文教導和研討上獲得的嚴重成績，對我國國學研討產生了極年夜影響，成為中國近代教導史上的一個奇跡，將永遠載進中國近代教導史冊。
清華國學研討院是中國現代教導史、學術史上的一個勝利典范，對于20世紀中國學術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完整可以說，假如沒有清華國學院培養出來的大量優秀人才，20世紀的中國教導史、學術史能夠要改寫。對此北京年夜學周輔成傳授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試想，假如沒有十幾年的《學衡》，又沒有清華國學研討院培養的一批人才留諸后世，那么，近半世紀中國有名年夜學的國學程度，將不知下降到何種水平！”[41]陜西文史館館員蔡恒傳授說：“假如沒有清華國學研討院,沒有它培養出的一年夜超高質量超高程度的國學專家，以及這些專家的再傳門生，明天整個中國的國學程度，能夠不是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個樣子。為此，我們應該慶幸，應該感謝吳宓。”[42]
五、清華國學研討院的對明天國學復興的啟示與意義
交流
清華國學研討院雖然只辦了短短的四年，可是獲得了很年夜的成績，對20世紀中國的國學研討和教導起了主要的歷史感化。明天的國學復興是伴隨中華平易近族的偉年夜復興而構成熱潮的，許多高級學校都相繼樹立了國學研討機構和教學機構。怎么通過國學研討機構和教學機構深化國學研討，培養社會需求的國學人才，是今朝的嚴重任務。通過對現代國學發展歷史的研討，總結經驗，汲取教訓，這也是我們明天國學復興需求做的一項主要任務。清華國學研討院的經驗我覺得上面幾點值得留意：
起首，清華校長曹云祥的極力推動。曹云祥，上海圣約翰年夜學畢業，后赴美留學，獲哈佛年夜學商業治理碩士學位。1921年任北洋當局交際部參事，1922年任清華學校校長，1928年往職。曹云祥擔任清華學校校長5年多，實現了將清華由一個中等水平的留美預備學校改辦為完整年夜學的計劃，將清華學校改組成年夜學部、留美預備部、研討院三部門。同時，也開始招收年夜學部學生，分文、理、法三院，并附設研討所。曹云祥能夠順應當時國學復興的需求，對國學情有獨衷，以本身的行政氣力在清華推動開辦國學研討院。在國學研討院開學致辭中說：“現在中國所謂新教導，年夜都抄襲歐美各國，欲謀自動，必須本中國文明精力，悉心研討。所以本校同時組織研討院，研討精深之經史哲學。其研討之法，可以應用科學方式，并參加中國考據之法。盼望研討院中尋出中國之魂。”[43]他提出國學研討要“尋出中國之魂”，即中國文明的精力，也是當時許多國學研討人物的配合設法。
其次，吳宓以一個人文學者、教導家、社會活動家的成分辦國學研討院。吳宓能夠掌握當時的社會文明思潮和教導改造趨勢，在本身文小樹屋明觀、教導觀的基礎上辦國學研討院，很是重視國學研討院的獨立性、自立性。他強調“（1）國學研討院，專以國學為范圍，故其性質為獨立，而并非清華年夜學院（即畢業院）。舉凡天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精深研討，將來或另設各該科研討，或即于年夜學院中行之，均與國學研討院無關。（2）專門科不成設國學系，通俗科畢業學生，欲專修國學各門者（如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等），即徑進國學研討院。按此則國學研討院性質雖屬特別，而實與年夜學溝通。通俗科以上一切之國學課程，均歸國學研討院專辦……”[44]這就很是明白地厘清了國學研討院與天然科學、社會科學研討機構的關系，試圖給國學在現代瑜伽教室高級教導中爭得一席之地，強調了國學研討和教學在現代年夜學中的應有位置。他還批評清華當局欲壓縮國學研討院，實際上是在辦一種既非國學，又非科學的“四不象”式的研討院。惋惜，吳宓的設想沒有成為現實，不單清華國學研討院中途而廢，后來中國甚至干脆撤消了國學在現代年夜學的建制，使得中國高級教導沒有了傳承、研討、發展本身本平易近族學問的“國學”。
第三，吳宓在辦國學研討院過程中體現了一個儒者的品德人格、進世精力和擔當精力。
吳宓曾說過，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為榜樣。貳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他的平生又都在為實踐他感觸感染到的品德任務而不斷奮斗。在一個人文學者眼中，人活著就是一件極其嚴肅的工作，他要時刻同志德懶惰的危險不斷斗爭。這種品德的強制力使吳宓構成了很是吃苦嚴峻的個性。他的伴侶戲稱他為“中世之圣僧”、“華之白璧德”，而他自詡“東方阿諾德”、“情僧”都表白吳宓對自我抑制和人格完美的不成抑止的關心[45]。其實，早在五十多年前就有人這樣贊譽他說：“借使二十世紀還有一位Thomas Carlyle來寫‘好漢與好漢崇敬’的話，無疑地，吳師長教師很有被列進的資格。我們對這一位學者的敬佩，如若為他的思惟與學問，毋寧說為他做人的態度。……吳師長教師學術上、思惟上、以及做人的一切主張，我們可以從平易近十一發刊而至今尚繼續出書的《學衡》雜志上窺出一斑。吳師長教師所耗于這雜志上的精神是難以計量的，這里面的‘聲光與意義’深深地襯托出一位學者為本身的幻想而奮斗的印跡。《學衡》明顯的標識是對我國固有文明的擁護及對新文學的抗爭，其為普通人所非難，自也意中事。但我們在這里所得的教訓不是事實自己的長短，而是吳師長教師的那種始終不平的精力。”[46] 1944年8月他五十初度，知友蕭公權悵然命筆，作成《雨僧移講成都賦贈二首》以為壽，詩共二律，茲引第一首如下：“鬢霜劍外乍添絲，守道身嚴似舊時。移座顧談襟曲語，啟囊親檢別來詩。塵勞愧我仍無狀，天命知君已不疑。杜陸遐蹤今有繼，風流儒雅亦吾師。”詩中稱他“守道身嚴”、“風流儒雅”為吳宓抽像的寫照。
這些精力氣質在辦國學研討院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感化。組建清華國學院時，吳宓往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吳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涯、思惟、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討，計定了周到的“對付”辦法。他自己雖然也是具有“宏博高深，學有專長”的學者，但是他卻非常謙遜。據《吳宓自編年譜》一九二五年記載：“宓持清華曹云祥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靜庵師長教師，在廳堂下行三鞠躬禮。王師長教師事后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分歧，乃決就聘。后又謁梁啟超師長教師，梁師長教師極樂意前來。”[47]恰是這種尊師重教、禮賢下士的精力，感動了二位年夜師。王國維應聘到職后，亦嘗對吳宓說：“我本不愿意到清華任教，但見你執禮甚恭，年夜受感動，所以才受聘。”[48]一九八八年十仲春周錫光曾訪問馮友蘭師長教師,馮友蘭師長教師談及吳宓時說：“雨僧（吳宓）平生，一年夜貢獻是負責籌備樹立清華國學研討院，并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49]
第四，研討院能夠兼容并包，倡導學術不受拘束，充足發揮列位教師的特長和主動精力。
《研討院章程》之六“研討方式”貫穿著學貫中西、洋為頂用的尋求，能夠體現國學研討院的學術精力：如強調“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年夜學軌制：研討之法，重視個人自修，傳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傳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傳授關系異常親密”；“傳授所擔任指導之學科范圍，由各傳授自定。俾可出其生平治學之心得，就所最專精之科目，不受拘束劃分，不嫌重復；統一科目，盡可有傳授數位并任指導，各為主張。”“傳授學員當隨時商討問難，砥礪觀摩，俾養成敦樸仁慈之學風，而收浸潤陶冶之效。”這樣，研討院能夠比較充足地發揮教師們的專長，能夠就本身有興趣的、研討有心得的科目開設課程和指導研討生，傳授各種新興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傳統治學方式，對學生博采各家之長供給了能夠，從而保證了教學質量。“他們教學中的一個凸起特點，是留意到根據學生的分歧情況——個人的志向、興趣和學力進行教學，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因材施教。”[50]
第五，國學研討院應該堅持精深的國學研討與通俗的國學教導與普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精深的國學研討是傳承文明，為往圣繼絕學的需求，而通俗的國學教導與普及是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歷史任務感的請求。這二者本來是不牴觸的，幻想的狀態應該是二者緊密結合。當然，對每一個專家、學者來說由于諸多緣由能夠會遲有所長，寸有所短，各有側重點。這反應在國學研討院的具體任務中就是若何處理好國學學術研討與國學教學普及的關系，處理好學者與儒者的關系，等等。
結語
國學在20世紀不斷地掀起熱潮并非偶爾，它是中國國民在近代以來的文明危機、反思與選擇過程中構成的必定產物，是國人文明自覺意識的表現。遺憾的是，20世紀中國主導的社會思潮是激進主義反傳統和歐化思潮，我們的教導、科研體制基礎上是對東方的移植和照搬，形成明天現有的學科體系會議室出租內沒有國學的一席之地，沒有專門的國學學位，這就直接制約了國學專門人才的培養，與中華平易近族的復興，中國文明的復興趨勢顯然是不克不及相應的。像中國這樣有著胸無點墨的歷史文明和教導資源的國度1對1教學，國學教導理所應當在學術和教導中占有中間位置，而不宜再被邊緣化，甚至無家可歸。當然，由于二十世紀文明激進主義思潮和文明年夜反動的消極影響，現在要根本治理，回歸國學本位任重而道遠，需求我們做長期艱苦的盡力。
注釋
[①]吳宓：《悼詩人王蔭南義士》，《涇陽文史資料》第六輯第11－12頁。
[②]吳宓：《吳宓詩及其詩話》，陜西國民出書社1992年版，第250頁。
[③]吳宓譯述：《白璧德之人文主義》，《學衡》第19期。
[④]《白璧德論平易近治與領袖》，《學衡》第32期。
[⑤]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導說》，《學衡》1922年3期。
[⑥]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導說》，《學衡》1922年3期。
[⑦]王錦厚：《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四川年夜學出書社1989年，第265頁。
[⑧]《白璧德論平易近治與領袖》，《學衡》第32期。
[⑨]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第21頁。
[⑩]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第28－29頁。
[11]吳宓：《論新文明運動》、《學衡》1922年第4期。
[12]吳宓：《論新文明運動》、《學衡》1922年第4期。
[13]吳宓：《中國的新與舊》，《中國學生》月刊第16卷第2期。
[14]吳宓：《論新文明運動》、《學衡》1922年第4期。
[15]吳宓：《論新文明運動》、《學衡》1922年第4期。
[16]吳宓：《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15頁。
[17]這句話又見于柳詒徵《中國文明史》一書，當為學衡派的共識。
[18]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第43頁。
[19]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第143頁。
[20]胡國強：《憶吳宓師長教師暮年在東北師范年夜學》，《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陜西國民教導出書社1992年，第97頁。
[21]吳宓的奶名——引者注。
[22]張紫葛：《心噴鼻淚酒祭吳宓》，廣州出書社1997年，第416頁。
[23]彭應義：《一代學人的黃昏剪影》，《紅巖》1999年第5期。
[24]吳宓：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導說》編者按，《學衡》1922年3期。
[25]吳宓：《由個人經驗評清華教導之得掉》，《清華周刊》15周年紀念增刊，1926年。
舞蹈場地 [26]吳宓：《由個人經驗評清華教導之得掉》，《清華周刊》15周年紀念增刊，1926年。
[27]吳宓：《文學與人生》，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3年，第125頁。
[28]陳建中、蔡恒：《吳宓的“博雅之士”：清華外文系的教導范式》，《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29]《吳宓詩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首頁。
[30]以上見《校史連載之四》，《短暫而輝煌的國學研討院》，《清華人》2006年第5期。
[31] 孫敦恒：《吳宓與清華國學研討院》，《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家教論文集》，陜西國民教導出書社1992年，舞蹈場地第65-66頁。
[32]《清華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
[33]吳宓：《研討院發展規劃意見書》，《清華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講座場地 [34]張國剛：《中國學術轉型時期的軌制建設——紀念清華國學研討院成立八十周年》，《中華讀書報》，2005年4月29日。
[35]《清華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36]《清華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
[37]吳宓：《研討院發展規劃意見書》，《清華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38]吳宓：《研討院發展規劃意見書》，《清華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39]吳宓：《清華開辦研討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40]藍文徵：《清華年夜學國學研討院始末》，臺北《清華校友通訊》新32期，1970年4月。
[41]轉引自王泉根：《孤守人文精力的智者——論吳宓與20世紀中國文明》，《第三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地圖出書社2005年，第27頁。
[42]轉引自石昞憲：《孤獨守看者——吳宓師長教師的文明教導擔當》，《第三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地圖出書社2005年，第68頁。
[43]《清華周刊》，第350期。
[44]吳宓：《研討院發展規劃意見書》，《清華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45]傅宏星：《“孤懷卓犖殉道真”──吳宓的文明個性及其歷史命運》，《鹽都藝術》，1999年第1期。
[46]佚名：《傳授印象記》，《清華暑期周刊》，1934年。
[47]《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第260頁。
[48]孫敦恒：《清華國學研討院紀事》，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討》第1輯，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4年。
[49]周錫光:《暮年的吳宓師長教師》,《中國文明》第三期（1990年春季號），1991年1月。
[50]孫敦恒：《吳宓與清華國學研討院》，《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陜西國民教導出書社1992年，第73頁。
原載于中國國民年夜學國學院主辦《國學學刊》2011年第2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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